回忆是把经验材料和理论构思连接起来的中介。

研究者通过直觉认识事物并非没有推理过程，只是省略了推理过程，依赖的是过去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物化是经验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

（二）沉思与讨论 沉思，就是深思，是研究者在寂静和孤独中对事物或现象的深沉思索。中国社会是一个巨型社会，且处于巨大转型的时期。结语 法律经验研究主张研究者对通过经验感知到的法律现象进行机制分析，本文则是对经验研究和机制分析方法的二阶分析，即对法律经验研究过程进行机制分析。情绪常被用来描述个人的心理反应，感情则更常被用来描述态度评价和体验。这提醒经验研究者，应在田野工作和经验呈现中保持价值中立：一是不能用受到干预的样本、案例、数据作为概括事物或现象一般特征的典型样本。

经验研究力图通过田野调研的饱和经验培养研究者的经验质感，其前提就是要求研究者多参加田野调研，积累大量的经验材料，认识其中的现象和规律。直觉能使人快速识别、敏锐感知、直接理解、综合判断问题、事物、现象及其关系。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可能是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最大的学术争议。

同时，世纪概念不仅是一种向后界定了未来，也会回溯性地向前重塑关于历史的概念，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加以理解：20世纪不是其前史的结果，而是其前史的创造者。该项研究认为，在民法的逻辑中应该平等保护所有财产，但是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对私有财产没有这样的规定，由此带来公私财产在保护范围、保护条件、保护理念等多方面的不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各项事业产生新的要求，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背景下，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推进民法典实施，避免因为过度强调形式上的人格权，而滑向保护既有利益者、导致贫富分化的进一步扩大。理解新时代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必须要尊重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认真对待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重要知识传统，才能回答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命题。

宪法学者在讨论民法典时已意识到了不同价值之间的可能冲突，如张翔教授对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民法中的表达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民法典的社会主义因素与宪法中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权、其他自由权的规定之间存在张力，进而认为民法典中并立的这些立场需要在实践操作中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规训了现代时间观念，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史观取代了我们的革命史范式，从而使得20世纪革命议题在很多讨论中缺席，也因此才会以19世纪的民法想象来裁剪、批判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笔者不是要否认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更不是要抹杀这一代民法学人的知识贡献。宪法对公私财产的不同保护妨碍了民法理念的贯彻。一旦将世纪这样长时段的概念引入讨论，就必须超越字面理解，发掘时间背后的政治哲学意义。民法学以19世纪想象裁剪中国事实，导致了对中国制度的极度不自信，甚至连中国法定婚龄较高都成为民法学者自我反思的原因。

此次民法典编纂成功并不意味着清除了阶级的概念，许多问题的争论背后都隐藏着阶级视角。谈论社会主义就必须与20世纪的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打造了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将实质平等理念灌输到全体人民心中，成为毛泽东时代留给共和国的重要遗产，这一知识传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曾拥有的。三、社会主义为民法典提供了新的价值理念和规范体系 在公法基础外，社会主义还为民法典提供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和规范体系，从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离婚冷静期及是否应该规定事实婚姻等争议可以看出，对民法典相关问题的分析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立场上来，揭示民法典规定背后的阶级问题，具体阐述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过相关研究仍有发展空间，如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对基尔克的社会国理论、《魏玛宪法》、《德国基本法》着墨不少，却很少提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革命范式。

宪法学者近年来对社会主义议题做出了非常有力的探索，如财产的社会义务、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内外关系等，对民法典的公法性质、宪法精神等有更多的理论敏感度。无论是对工人努力工作的号召，对农民斗地主程度的限制，还是对妇女解放的控制，抑或对少数民族的改造，都需要借助社会主义的教育和驯化。

这种解释在民法学界较有影响，但存在明显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将离婚冷静期看作国家权力对个人意志的补足，但另一方面却担忧离婚冷静期破坏婚姻自由，这种矛盾理解很大程度上未注意到国家意图，更未意识到背后的阶级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张力之间小心地进行平衡，目的在于避免婚姻问题的阶级化。

我国民法典应当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宪法还是民法，都不能够成为自杀契约，维持国家宪制秩序的稳定是第一要务。权利保障体现了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特征，符合经典的19世纪民法典的想象：民法典确立的公民平等、私有财产权等，起到秩序再造的功能，使民法典承担起事实上的宪法功能。社会同质性是近代政治哲学的隐匿前提，在当今国家构建中具体化为民族同质性或阶级同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实践也遵循了打造无产阶级同质性的路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事实民法中就贯彻了这一区分化逻辑，无论是当时的土地法还是婚姻法，对人的理解都是分阶级的，并且根据阶级身份赋予不同权利。上述观点显然有问题，所谓俄罗斯民主转型是否成功令人怀疑，即便俄罗斯人民自己也在反思。

因此，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更为核心的标准乃是财富实力，婚姻中的强者更有可能支持离婚冷静期。

今天的美国依然处在一个政治未定型的阶段，美国人民依旧可以借助斗争手段来追求更完善的政体。但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反思苏联解体恰恰犯了方向性错误——应接受俄罗斯1990年代后的这种时代变革，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俄罗斯式的剧变、人权保护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才被美国批评。

在民法典引发的讨论中，婚姻家庭编受到更多关注。先有共和国，后有民法典，只有放在共产党诞生100年、共和国成立70多年间的革命和建设语境中，才能释放中国民法典的全部意义。

199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修改宪法时加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款，将宪法第十五条中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一定程度的爱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为了体面，也始终以此为前提，这一点符合新教伪善的精神。另外两位宪法学者在合作研究中，也援引了张翔教授的观点以阐述德国民法典中的社会国理念，认为社会主义是比社会国内涵更丰富、更高层级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是惠及全民的福祉，不仅保护公民的权益，更要保护弱者和个人全面发展，还要保护国家制度社会平等以及更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以民法典第86条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第185条保护英雄烈士权益的规定为例证。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研究者认识到民法典第一条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法典灵魂，但后续讨论更多停留在德治与法治互动的层次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正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中国古代事实上确立了阶级内婚制，婚姻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

分析离婚冷静期会损害谁的利益、预测不同人对离婚冷静期的态度，需要超越对民事主体的同质化理解，引入社会分化的视角：年轻人更有可能会反对离婚冷静期，因为他们有更多选择权。而且工薪阶层的这种行为一般更为私密，也不符合事实婚姻的要件——以夫妻关系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因此事实婚姻更多是商人阶层的男性的特权。

而21世纪前20年很难讲已经释放了21世纪的全部可能，或许2020新冠元年才真正开启了中国的21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制定的婚姻法律与政策中，借助了社会主义基本观念，推广了无产阶级的婚姻家庭观。

这一立场经历多次婚姻法修改而被民法典继承。尽管彩礼、事实婚姻在现实中还存在，但是一旦被民法典确定下来必然会带来更多问题，如彩礼应该定多少？更大的问题是，这势必会将阶层差异合法化，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每个国家的法定婚龄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考量，但在中国却成为对自然法则、个人权利的侵害。尽管如前文所说中国婚姻法理论贯彻了社会主义基本立场，但是婚姻关系在改革开放后正在逐渐的经济化，财产问题正在取得比爱情更为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作为新中国的基本原则，为民法典奠定了宪制基础。然而，中国民法典并非天然无缝对接19世纪民法精神，而是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制基础之上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婚姻选择权掌握在父母手中，这能够从不少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婚姻中看出。也就是说，只要感情没有破裂，人民法院都不应判决离婚。

改变民法典研究中的两大误区，就必须从19世纪想象中解脱出来，揭示20世纪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认真对待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命题。还有学者认为民法典家事财产法制应发挥教育功能，让每一个生活在家庭中的人们都感受到亲人的暖、道德的善，让每一个未成年人受到良好家教、家风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